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
这次西藏噶厦的一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未，把它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汉；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厦不能不感多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1951年1月18日，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手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
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达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由于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这一次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图丹（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人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入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上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经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5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启程去北京。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这位42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山城重庆的春晨多雾。4月20日的晨雾淡散后，一架飞机升上晴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12时15分，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李维汉主任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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