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更有利的证据，他才能将心里的郁闷彻底地释放出来。他当然明白，光这一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类似的镜头再能录一些，不但能说明问题，而且还能说明大问题。你一个堂堂正正的政府代市长，一个高级领导干部，频频出入一个俊俏的离异女人家，你总不能说是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去了，不能说是去问寒问暖访贫问苦去了。无论你苏一玮有多少理由，也洗不清你身上的污点。而事实上，你苏一玮也不是省油的灯。就是抓住你的这些作风问题把你拉下来，也不冤枉了你。虽然你凭着小聪明一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那不是长久的，最终还会败露的。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自从省委任命苏一玮为代市长后，卫国华就一直打不起精神来，心里总感觉空荡荡的，像失去了什么似的。细细一想，他究竟失去什么了？什么也没有失去，只不过是他想得到的没有得到，让苏一玮得到了，没有得到就等于失去了。尽管他从苏一玮公开拒贿起就料到会是这种结果，后来又从省里一个大人物那里知道他无望了，然而，当省委组织部长谢长顺宣布了苏一玮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的任命后，他还是有些不平衡。这不仅仅因为卫国华失去了一个升迁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他看不惯苏一玮的虚假作秀，更不屑于他政治上的投机取巧。让这样一个人击败了他，他感到十分窝囊。他只有想办法把苏一玮拉下来，才能解除心头的不平，说不准还有可能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反败为胜。
卫国华一想这些问题，就联想到了另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这便是制度约束和民主监督。他总认为，当下口头上对制度建设、民主监督提得非常响亮，为什么真正做起来会有那么大的难度，或者做得不彻底呢？除了制度本身不健全，措施不得力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调动起监督者的积极性，没有把民主监督当成自觉的行动，或者说监督者的监督与不监督，监督的好与坏与他的切身利益没有多少关联，他们得不到监督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反而还要冒着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如此说来，当下的民主监督很多时候是消极被动的，当这种监督付诸行动的时候，就变成了温良恭俭让。
卫国华由此做出这样的推理：如果苏一玮是执政者，他卫国华是在野者，他要能抓着苏一玮的把柄把他赶下台，他就可以上台，那他肯定会光明正大全力以赴地去监督他，去挑他执政过程中的毛病。如果这样，他的监督就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别人不会指责他卑鄙，也不会说他动机不良，社会舆论也会支持他去监督苏一玮，民众也会维护他的这种权益。反之，如果他在台上，苏一玮在台下，苏一玮也有这样的权力来监督他，他也得谨小慎微，须得好好执政，检点自己，必须有一种为民众办事的强烈责任感，随时还有危机感，如不然，被对方抓住把柄，他就无法继续坐在执政者的位子上。
当然，卫国华十分明白，这样的设想也只是他随便想想，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的社会制度，更无法超越国度。当他的思想绕了一大圈回来，又落到了苏一玮的事上时，他仿佛为自己寻找到了更多的应该这么去做的理由，心也开阔了许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苏一玮能做出那样的事来，难道我就不能为社会还他一个真实的面目吗？群雄逐鹿，鹿死谁手现在尚无定论，真正的赢家是笑到最后的。他突然想起杨明山曾在他面前说过，王文达要请他吃个饭，他以忙为由没有答应。现在，他觉得到时候了，应该见见王文达了。杨明山也好，王文达也罢，无非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或者就是一个小卒，虽不起眼，也引不起对方的注意，正因为如此，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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