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我过的日子已经算足够简单朴素的了。我的课程早已修完，每天只在研究室、图书馆和宿舍之间往返。不过，我的老师们仍旧认为我的“外务”太多。什么叫“外务”呢？就是写小说。他们通常保持着和颜悦色的神情提醒我“应该多花一点精神在论文上”。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又看见你在某报某刊上发表小说了”。要不，他们会这么说：“最近你知名度还蛮高的嘛。”翻译成我所熟悉的语言，这话其实说的是：“我相当怀疑你的学问到底做得如何。”
我一点也不想抱怨我的老师们。他们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是我念研究所的第三年尾，我只剩下一年又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写出我的毕业论文—一部当初我在研究计划里决定以三十万字篇幅完成的《西汉文学环境》—而到一九八二年四月间为止，我只完成了第一章第一节的九千字。在那之前，我大部分的时间像个植物人一样把自己种在床上读各种非关乎论文题旨的杂学书籍，小部分的时间写稿赚生活费。在没有应召入伍服役之前，我一直不自觉地以为人生就是那样的。
然而那一阕小小的《菩萨蛮》改变了这一切。我因之而卷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纷扰、阴谋、斗争甚至杀戮，也因之而发现原本生活在我周遭的人都和我一样（且有的还比我早几年甚而几十年）给卷入了一个我们无力反抗，更无处求援的环境—他们也因此有了全然不同于往昔我所认识的面目和身份。在这整个的“卷入”过程中，我还认识了一些别的人—比方说我曾经提到的红莲—这些人原本只该是和我错肩而过的路人、同车而行的旅客，乃至连擦身相逢的缘分都不会有。然而，他们毕竟进驻到我的生命里来，使我忙于付出一些可以称之为好奇加上眷恋再加上恐惧或憎恨或鄙夷或爱慕的情感。也就因为这里面有了种种情感，使这“卷入”反而成为日后我再也拂拭不掉的一份记忆。也正因为拥有这记忆，先前我从未真正认识，却一直渴望着的“另一种生活”变成比什么都真实的东西。关于这个部分，我有一个总括性的评断，那就是：当人一旦进入了、拥有了真实的生活，便可以失去一切。在“卷入”的那段岁月里，我甚至连小说都不写了。
西元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开了门锁，扭亮壁灯，发现屋里坐着、站着四个穿着灰色青年装的家伙。从外表上看，他们少说也有五十多岁了—可青年装是那种官僚机构里设计出来让穿者看来较为年轻的服饰。它的上衣其实就是件不用塞进裤子里的衬衫，上下左右四个口袋，采西装式领口，但是开得高些。这青年装的下身必须是同色的西装裤—总的看起来就是副铁灰铁灰的模样儿。设计这款服装的人（据说是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似乎有意借由它轻便的外观来重新塑造官僚机构里公务人员那种正儿八经的形象，使之看起来清爽、利落。当然，名之曰青年装自有它泯除公职人员因年龄分际而显示资历分际的用意。换言之，我该把这四个铁灰铁灰的人物想像得再年轻一点。
第一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你是张大春？”第二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你父亲叫张达，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干编审。你母亲刘兰英，没有任何职业。你家住西藏路一百一十五巷四弄八号。你是天主教私立光仁小学毕业、私立大华中学毕业、市立成功高中毕业、天主教私立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是中文研究所第三年的研究生，对不对？”第三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你发表过三十二个短篇小说，六十篇散文。在大学里参加过合唱团，唱男高音。此外，你还是‘救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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