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会惦念：那么红莲呢？可是说巧不巧，等到任务结束之后的某个假期，红莲粲着一脸笑容再度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会这么说：“上周末我正好有事，没能来。”或者：“前几天又换了工作，忙翻了；幸好没来扑个空。”
但是，只要不碰上那种临时委派的公差，红莲几乎没有遗漏过我军旅生涯中的任何一次假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一种难以想像的美满境界。我不时会以一种历尽沧桑、饱经世故的腔调告诫同在一个营区服役，时时为情所苦的同胞弟兄。其中包括一位大队长、几位教官和无数为相思悬念所苦恼的军校学生。我告诉他们：爱情是一种建立在自由和信任之上的付托，爱情是一种两个肉体之间无法被他者取代的交流，爱情是一种经由身体的探访而建立起来的相互存有，爱情是一种透过对性欲的满足而升华成就的灵性解悟，爱情是一种必须通过分离、思念、挫折、磨难等等严酷考验才能修成正果的美学经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越说越深、越说越玄、越说越抽象奥妙，时常说了就忘了。可是我的听众却越听越有趣、越听越入迷、越听越以为那是人生至理，充满了两性相知相爱的智慧。一直到我快退伍了，居然还有几个总教官室教电码和数学的预官，每天晚上挤进我的寝室里来请益至夜深不散。他们最后联名醵资送我一支派克金笔，笔身上镌刻着蝇头细字：惠我良深”。
倘若我当时就能明了那暗藏在我和红莲之间百分之百的美好爱情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的话，这支金笔恐怕非但不足以彰显我在爱情方面夸夸其谈的成就，它反而还称得上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也就在入伍之后的这么一大段稳定持续的关系或者交往，我摸索着去亲近、理解、侍奉以及享用红莲的身体，也渐渐同她在零乱的枕衾被褥之间有了交谈。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和彭师母、孙小六都不一样。彭师母说起故事来犹如重新经历了一次自己的人生，也带着听故事的人重返那个历史现场。可是在那个现场，你几乎看不见彭师母的身影，也听不见她的声音；即使涉身于某事件之中，她始终像个幽灵般隐匿在某一最适于观察的角落。尽管她的表情夸张动人、腔调变幻莫测，听者只觉其逼真如实，却从不致怀疑自己有什么迫切的危险。孙小六说故事的时候有一种唯恐遗漏什么而随时提心吊胆的不安—这种不安当然也会传染给听故事的人—仿佛每件他所经历的事都有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非得将一切和这事有关的细节都交代清楚不可，否则整件事便会被视为虚妄无稽，且招致严重的指控或谴责。这样说起故事来，别有一种纤维毕露、毫厘不失的趣味，只不过很难了解他堆积了那么多琐碎的故事里究竟有什么意思。
红莲则全然不同，她总不肯平铺直叙地述说一件完整的事，好像她的人生就是在一大片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之中东闪一下、西闪一下的七彩灯饰不断飘忽游移而形成的。你必须像个努力在益智绘本上玩串联数目字寻绎图形的孩子，一丁一点儿把那些晶莹闪炽的小片段拼凑起来，才勉强勾勒得出一个生命的轮廓。
我开始对这个女人产生好奇；想了解她的过去，想知道她的生活，想追索出她曾经在如何如何之际而我当时又正如何如何。我在印着“乌日大旅社”字样的一张床单底下展开了第一次探访：“你跟我说过你爸爸长了个铁脑袋瓜儿的故事。”
“嗯。”她掠了掠耳际的发梢，闭上眼，嘴角微扬着喘息。
“后来呢？”
“后来那颗脑袋瓜儿被人砍掉，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
这就是红莲说故事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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