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老了以后—我是说要等我老到都已经不知道鸡巴硬起来是个什么感觉以后—如果还有人问我初尝禁果的滋味如何，我可能要花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解释，但是我一开始会这样说：“那滋味就好比你知道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之后就老想着用个什么方法撩拨着让人知道它一样。”一种近乎皮下痒的间歇骚动，一直以神秘、颤抖的方式刺激着你的中枢神经，却不让你辨识出它真正的位置的一种痒；鼓舞着你、怂恿着你、挑逗着你重温一个秘密—你太想再确认一次、再确认一次它是不是真正值得的秘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八二年底的事，我二十五岁，还可以在研究所混半年—这半年写不出论文来，非但得入伍当大头兵，连拖磨了四年的硕士学位也算泡汤完蛋。可是我真正关心且只愿意关心的事是红莲什么时候会再度出现。我想念她。
那是一种从来不曾从我体内浮涌而出、抵挡不住的情感—我开始想念一个人。也许我该说得更坦率一点：我想念她的身体。这种想念里绝对掺杂了一种关于遗忘的懊悔在内，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犹如忘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那样—一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躺在床上，闭起眼睛，幻想着红莲再度匍匐近前，压伏在我身上的模样。然而很快地，也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已经不能记得她的长相。一切似乎都是非常模糊而不确定的。她的长发、她的皮肤、她的躯体的每一个看来新鲜又饱满的部位，那些影像不时地会溶化成完全不同于原貌的东西。有些时候，红莲的脸会变成小五的脸，有些时候又变成自助餐店送我辣椒小黄瓜的老板娘的脸、彭师母的脸、我研究所乃至大学同班同学的脸；还有一次是家母的脸，那一次吓得我猛地坐起来，拉伤了腹肌。
可以名之为一种惊恐的，我不停地问自己：难道要直到红莲下回再突然出现为止，我都无法再想起她真正的模样儿了么？难道我的记忆力就是如此之薄弱，以致转眼便不再能看得清自己曾经那样亲近、那样狎昵的对象了么？难道我在和红莲拥抱、撕咬、纠缠、抚触的那每一个片刻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消失、隐遁，再也回不来了么？难道—最令我难受的是—难道我一定要这般牵挂着另一个人么？
整整一个礼拜过去，我只能做两件事：昏昏睡去之后不知何时醒来，醒后拎着个矿泉水的空瓶子到饮水机的龙头底下接水，再拎回房间里喝一半，剩下的一半像那天红莲所做的一样，从头顶往下浇淋，直到浑身湿滑冰冷。
最后不知道是缅甸还是越南发现了我。总之他们几个合力把我架到新庄省立医院里去吊了几瓶点滴。我还记得泰国认为我读书过于用功，以致神经耗弱，造成心因性的厌食—其实就是潜意识地想自杀，以逃避缴交论文的大限。医生告诉他：应该不会有这么复杂，我只不过是营养不良而已。马来西亚则偷偷对我说，他认为那医生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对我眨巴眨巴右眼，道：你谈恋爱了，对不对？”我说放你妈的狗臭屁。
我在省立医院住了两天，打了十六瓶也许是糖水、也许是盐水之类的玩意儿。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医生以非常严峻的语气告诉侨生们：不可以再让我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了，得把我送回家去，让家人照料调理一阵。
就像从酒馆里打完架回学校的那一次一样，我躺在马来西亚的怀里，坐在马来西亚右边的泰国一路上轻轻拍着我的腿，叫着我的名字，只不过这一回越南坐在右前座，开车的是缅甸而非红莲。他们不让我自己坐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怕我撑不住。我身体下面垫着条大褥子，活像个婴儿—载着这个婴儿般的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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