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看电视的孩子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影集《勇士们》里的桑德斯班长。越南哭着说他们越南人活该要被美国人搞死—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外地。说完他就趴在吧台上睡着了。剩下的三个仿佛这才得到解脱，开始大谈模型飞机和刚结束的福克兰群岛战役的话题。完美的女子这时朝越南努了努嘴，低声说：“他弟妹还真多。有一次他说西贡沦陷的时候一个光着身子跑在马路上的小女孩—就是登上《时代》杂志封面那张照片里的小女孩啊—是他妹妹。现在又冒出一个来。”说着的时候她目不转睛望着嘴角顺出酒汁口涎来、开始打鼾的越南，仿佛并没有太多嘲笑的意思。她的睫毛轻缓地眨了两下，十分之舍不得将视线移开越南的样子，才又说：“如果他真有妹妹，做他妹妹一定很幸福。”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妹妹？”我问。
“天上的事我知道一半儿，地下的事我全知道。”她说，同时在我面前用力摇起一只银亮银亮的小壶，这时候我已经把越南和他的什么妹妹抛列九重天外，专注地看着、想着面前这个完美的女子。她的左手腕桡骨内侧，有个模模糊糊的红印子，在昏黄闪烁的灯光下看它不清—也许是个胎记罢？如果是个十分明显的胎记，那算不算破坏了完美呢？应该不算。我在肚子里跟自己说，随即打了个酒嗝儿。这是我第一次打酒嗝儿，我的感觉是希望时间就在这一刻永远静止。在我过往的二十五年生命里，从来没有一刻如此接近完美。因为就在这一刻，红莲把她的左手伸过来，往我的右手背上磨了一下，我看得更清楚了些：那像胎记般的图案是一朵赭红色的莲花。
“我叫红莲。”红莲说，“很高兴认识你，张大春。”
对于红莲是如何知道我这个人的，我并不特别好奇。也许那几个侨生先已告诉了她，也许她读过一些我为了赚生活费而写的小说或散文。总之，我并没有怀疑她该不该认识我这件事。
接下来的一切都显得十分自然。红莲一杯接一杯地为客人们调着酒，再把酒杯底下托上一张张由厂商所提供的、印着各种啤酒商标的杯垫，顺手抹净了台面，便踅回我面前来，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着闲话。我从来没和人说过那么多话，事后却连一个话题也不记得。只知道她总是这么开始的：“对了，从前我在做二厨的时候……”，或者是：“以前我在开计程车的时候……”，或者是：“我在买卖房屋的时候……”
我的老天爷，她好像什么事都做过。她的声音并不特别低，却总能在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和顾客喧哗声中递进我耳鼓的深处。她说话的时候也全然无意以她那丰富的工作历练向我炫耀什么，或训示什么，反而像是在和我一道打开一扇又一扇朝向世界的窗口。每一扇窗口外面都有一个让我们同样感到惊奇、诡异、灿烂、美好或滑稽的人生景致。坦白说，我从来无法想像的“另一种生活”忽然就在这个夜晚汹涌澎湃地朝我冲袭而来。前所未有地，我终于知道“社会”这两个字强劲饱满的意义。有那么几个瞬间—在我喝到不知第几杯“螺丝起子”、血腥玛丽”或“龙舌兰日出”之后—我想起了小五，随即在同一刹那自骨髓深处涌出一种莫名的愧疚或嫌怨之感。好像我在替小五自惭形秽一样。和红莲比起来，小五的娴静温柔乃至美丽都变得那样平庸、俚俗、小家子气起来。（小五此刻一定在她家客厅里那架只能映出红蓝紫三色的彩色电视机前面织织钩钩着什么东西罢？）这种替小五自惭形秽的感觉不多时便会浮现一下，且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令人烦恶、越来越让我恐惧不安起来。我不时地抗拒着这感觉，但是抗拒只会使它更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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