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径以高阳残稿之可疑可究者加以钻研对比，则接下来我应该立即为这一叠“随手”文字中几处有头无尾的线索作一番拾遗补阙的工夫。
先从一个小问题说起。残稿中提及哥老会首洪达展曾于一九五五到五八年之间设局用计，将化名“周鸿庆”的莫人杰送入“敌后”。高阳则仅借魏三爷之口声称：“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并有“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题记便了”之语一笔带过，而未暇道其究竟。
在那一列走走停停、似乎永远也不可能抵达目的地的火车上，我遂从书袋底部抽出这本上千页的大书，翻开前次浏览时根本未曾注意的题记。或许由于本书篇幅原就极长，题记也相当繁琐冗赘，除了包括类似一般工具书、教科书等著作之基于方便查考而订有凡例之外，还有几行感谢辞，不外是“若无某某之鼎力协助，则本文殆无法顺利出版问世……”诸如此类的陈腔滥调。然而，这篇题记的最后三行让我眸眼一亮—
此外，笔者更十分感激佑洪文化基金会驻香港分会的莫人杰先生所提供有关哥老会晚近发展的秘密史料。遗憾的是莫先生于十年前身陷大陆，生死未卜，笔者无法当面致意，仅此敬申谢悃。
乍读这三行文字，辞意俱无不妥。可是深玩细诘，却疑窦丛生。第一，“佑洪”早经覆案、可知为哥老会世袭首领厕身“老头子”特务系统之代号，岂能明目张胆以之成立什么文化基金会？第二，莫人杰这个名字从一九四五年借尸诈死之后便消失在人世之间，岂能于近二十年后复以本尊姓字向老漕帮“帮朋大老”之门徒提供哥老会的秘史？第三，从陈秀美这部著作之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算起，倒推十年，则陈秀美应该尚未开始攻读其硕士学位，而莫人杰既已“身陷大陆”，又如何能未卜先知，且通过海峡两岸的封锁隔阂，使陈秀美得其晚近哥老会秘史之奥援呢？
然而，这三行彼此牾格的文字并没有困扰我太久，我立刻想起同样记载于残稿之中、出自龙芳亲笔的“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这几句话。显然，龙芳当年执意要将一部在高阳看来“写得糟透了”的故事拍成一部中日合作、耗资巨万的电影，以及陈秀美会在一部堪称体大思精、学术严谨的著述小题记感谢一个从来没能也不可能提供她任何史料的人，其用意是一样的：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的读者”。这个“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龙芳和陈秀美所要做的正是去勾逗、触犯甚至挑衅这个“理想的读者”—让我们暂且保留对此一语词的记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凭着些许残存的印象，终于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找到魏三爷所谓“记之甚详”的四个段落，它们分别散见于此书的“统领门”、“组织门”、“谍报门”、“医药门”等四个相去各有数十百页的章节，每段虽各有上下文，且只寥寥数语，然而抽离重组却可以串成一个首尾俱全的完整叙述—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哥老会洪达展获释，旋赴南京请命，奉准接掌“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并广泛吸收爱国青年，特许各成员保留原有帮籍身份加入协会，互称同志，戮力反共大业。（以上见“统领门”）
一九五一年三月，“新社会”同志施品才、康用才因奉极峰密令处分“上元专案”善后事宜圆满周洽，擢聘主持保密局海外前进基地督察室。该单位由哥老会洪达展直接掌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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