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那就是它行政的高效率，而又不是完全没人性的高效率。如果说秦朝是一个高效率的政权，这点我们是不得不相信的。因为在它统一天下之前，六国的使臣到秦国访问，归来无不慨然太息：秦国的官府效率竟然是如此之高，官吏们是如此勤奋，今天的事，绝不会拖到明天去办，官吏们的几案上决不会有冗余的文书。这样的国家，那是注定要担负统一天下的重任的。但是秦王朝的高效率发展到最后，却是以牺牲人性为代价的，除了实用的“科技”书外，它烧毁了其他诸子百家的书籍，法家定于一尊，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它废除了无以数计的伦理道德，虽然那看似繁文缛节的东西的确阻碍了政令的通达，对长治久安是不利的，但它却在社会的另一个层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潜在作用。而汉代正是吸取了儒家这一潜在的作用，把它的统治维持得足够久长。当然，从本质上来看，它自己的一套法则仍是秦王朝的翻版，不管是汉初表面上的放任自流，还是汉代中期以后的独尊儒术，都是王朝政治的表面现像，实际上，法家仍旧占据着主宰地位。诚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儒术。”真正的儒家，在那个冷兵器时代，是无法应付来自域外的内忧外患的。法家的“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才能让煌煌大汉成为东亚大陆上一只威腾万里的猛虎，才能战胜那在蒙古草原和黄沙大漠中纵马飞驰的引弓之国——匈奴。那上千年来让地球上无数国家和部落闻风丧胆的骑射之族，终于败在了安土重迁的农耕之国的大汉手下，这实在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异数。它让人们相信：在冷兵器时代，文明的农耕民族并不一定会遭到游牧蛮族的蹂躏，我们的祖先大汉就是榜样。如果说游牧民族如匈奴是草原大漠上的狼，那么大汉就是整个东亚大陆上的一只猛虎！猛虎啸谷，百兽震惶。凶残的狼也终于在猛虎利爪追捕下遍体鳞伤地叫号而去。如果汉族建立的政权一直有这种猛虎的精神，又何至于一次次在北方的狼族铁蹄下哀鸣叫号呢？这不是民族本身的问题，很显然，这是制度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民风，反之亦然。
潜规则和显规则
众所周知，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人民就会增加多少思虑，而贪生畏死。一个身无长物的赌徒是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除了他的身体。但是，即便他不肯牺牲他的身体，他也本没有尊荣富贵。所以他容易下决心作孤注一掷，因为输了，他所失不多；侥幸胜利了，那就彻底改变了命运。所以。当年东方六国的锐卒抵抗不了秦国刑徒们的雷霆攻击，那些人就是一帮身无长物的赌徒，日日盼望的就是来函谷关以东抢掠。这有点像时时南下抢掠的匈奴族。两者的动力是颇有不同的，而在某些方面又有着惊人的相似。
匈奴是个崇敬壮健、屏弃老弱的民族，所以抢掠得到的好食物好物品，首先要分给壮健者。如果他们能吃好喝好，就有力气发动另外一场抢掠。我们不好指责他们的野蛮无耻，因为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可能无一不是靠此起家的。而秦国的政策，当时颇有相似之处。它也几乎屏弃了儒家的尚老风气，也贱弃老弱。所谓“家贫子壮则出分”，就是儿子大了一定要和老子分居，因为按户征发士兵的制度使它能有更为充足的兵源。老父亲要向儿子商借农具，可能会遭到儿媳妇的辱骂。这在后世的儒家士大夫看来，简直是难以想像的忤逆。像匈奴一样，秦国曾把士卒分为三队，一队是妇女，一队是老弱，一队是健壮的士兵。两军对垒之际，充当前锋的妇女和老弱大概很快就丧生在对方密集的箭雨之下，同时也使对方的箭镞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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